中国堪称天文学最早滥觞的文明古国之一。在那个渐行渐远的文明曙光时代，中国的天文学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道道辉光，闪烁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令人叹为观止。张衡（张平子）、祖冲之、僧一行、徐光启等震古烁今的天文学家相继涌现，令国人引以为傲、令世界刮目相看。即使是在迈入苦难深重、内忧外患的近代之后，中国天文学界依然没有沉沦，依然在发出自强不息的呐喊。

有这么一位将毕生精力和才智献给了天文学事业的中国科学家，他主持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太阳黑子观测与研究，参加了第一届万国经度测量，参与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创立，在中国近代天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华章。他，就是高平子先生。

01在上海，一个莘莘学子崭露头角

上海，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1843年开埠之后，这里就逐渐成为西学东渐、华洋杂处的前沿。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学说带到了这片封闭已久的东方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西学东渐的“利玛窦旋风”。与之交往甚密的中国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年），在这场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使西方天文学在中国、在上海开花结果了。后来，他的家乡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地区风气最为开放、最富于科学气息的徐家汇。

徐家汇后来也成为上海近代天文学的发祥地，世界闻名的徐家汇观象台，就是从这里拔地而起的。徐家汇观象台由法国传教士建立，它集气象、天文、地磁观测研究于一体，曾被誉为远东气象第一台。徐家汇观象台建成以后，1879年7月31日成功地发布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台风警报，1882年1月1日起开始向上海发送中国沿海天气预报，为上海等地有效地抵御台风侵袭、科学减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徐光启驾鹤西去整整255年之后，在他的故乡上海，诞生了一位在中国近代天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痕迹的后学，他就是高平子。

高平子是徐光启的老乡，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徐光启天文学事业的传承人。时光悠悠，跨越200多年，高平子接过了徐光启等先贤的“接力棒”，在天文学的跑道上奋力奔跑，终于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平子，本来是东汉天文学家张衡（18—139年）的字。只因这个出生于上海的后学极端仰慕和崇拜1700多年前的这位大儒巨匠的事迹，立志投身天文学事业，所以才以此为号，以为心志。

高平子，原名高均，字群平，号平子，别号在园，中国近代杰出的天文学家。1888年12月23日，他出生在上海金山（当时属于江苏省管辖）一个名门望族之家。在当地，高家家学深厚，名人辈出。其父高煌乃清末举人，著述颇多，素有声望；其堂兄高旭系近代革命团体“南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对辛亥革命多有襄助；其侄高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有“光纤之父”的美誉，200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生长在这样一个文脉相承、开明进步的家庭中，高平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6岁读家塾，塾师顾莲舫非等闲之辈，系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顾观光（1799—1862年）的后人。在顾观光、徐光启等先贤们留下来的作品中，在父辈和塾师的谆谆教诲中，“奉若天书，似懂非懂”之际，好奇心驱动着这个少年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矢志不渝探究天文学奥秘的种子。

1905年，17岁的高平子考入了上海震旦学院，师从中国著名教育家、震旦学院和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1840—1939年）。马相伯弟子如云，名家辈出，像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均出自其门下，跟着这样的大家读书，实在是高平子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为其一生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高平子婉拒了恩师的推荐，没有去一些待遇优渥、令人艳羡的岗位就职，而是听从内心的呼唤，为了心中那颗未曾熄灭的探究天文奥秘的火种，竟然“自讨苦吃”，自费去法国人办的上海佘山天文台，拜师学艺，师从首任台长、法国神父蔡尚质，学习世界上最前沿的天文理论和观测技术。

在佘山天文台，高平子一呆就是两年。在那里，他跟着蔡尚质用40厘米望远镜，对太阳黑子、双星星团、彗星等进行目视和照相观测。后来，又追随第二任台长卫尔甘进行小行星照相定位及小行星群普遍摄动的计算工作，相关研究成果曾刊载在《佘山天文台年刊》上。

离开佘山天文台之后，高平子应邀回到母校，在上海震旦学院担任天象学教授。他上课深入浅出，瞄准世界天文学的最前沿，深受学生的喜爱。

02在青岛，一个科研俊才建树颇多

对于天文学家高平子来说，上海是他的故乡，而青岛则是他的第二故乡。一个上海人，从东海之滨，来到黄海之滨，源于同窗好友蒋丙然的热切召唤。

蒋丙然（1883—1966年），福建闽侯人，1905年考入上海震旦学院，与高平子同学。1908年，公派赴比利时双卜罗大学留学，并获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1912年12月，蒋丙然学成归国，先是在苏州垦殖学校任教。后来，应中央观象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高鲁之邀，于1913年7月北上北京，出任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他的到来，让中央观象台的面貌焕然一新，工作走上了正轨。

1922年12月10日，历经德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青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德高望重的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蒋丙然，受命接收青岛观象台。

接收伊始，百废待兴。虽然青岛观象台与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和香港天文台一道驰名中外，被誉为“远东三大天文台”，但经过殖民者的蹂躏，很多珍贵的天文资料流失海外或付之阙如，科研工作举步维艰。

好在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崇高的理想追求的科学家，不仅自己术业有专攻，而且能够慧眼识才，为这个地处黄海之滨的新兴城市延揽了不少天文气象学人才。1924年2月28日，他走马上任台长之时，青岛观象台初设两个科，即气象地震科和天文磁力科。本来，气象地震科科长初定为东南大学教授、著名天文学家竺可桢，因种种原因，竺可桢与青岛失之交臂，没有到任，蒋丙然只好由自己兼任气象地震科科长。天文磁力科，则委任高平子担任科长。后来，在1928年11月，青岛观象台增设了海洋科，由宋春舫任科长，这是中国第一个海洋水文气象和海洋生物观测研究机构，首开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之先河。

从高平子踏上青岛这片陌生而美丽的土地那一刻起，这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就爱上了这座风景宜人的城市。作为天文磁力科科长，在蒋丙然台长的大力支持下，已过而立之年的高平子挥洒汗水倾注心血，在他的这个第二故乡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足迹。

1924年到1931年，高平子在青岛观象台任职的这7年中，研究成果颇丰，最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太阳黑子、万国经度测量。

太阳黑子，是许久以来就盘桓在人类的一个谜一般的存在。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与研究，曾经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文明标志性成就之一。众所周知，太阳黑子就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记载下来的。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中国史书上留下了世界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区区十二个汉字，就是那个相当相当遥远的年代中前人留下的关于太阳黑子最早的文字记载，比欧洲人发现太阳黑子早了800多年。然而，先贤们的研究成果，到了近现代并没有与时俱进。在没有引进西式天文望远镜的落后条件下，中国一度领先世界的太阳黑子研究渐渐地停滞不前了。

历史必将永远铭记1925年5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身为青岛观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长的高平子，成功地揭开了中国近现代运用先进仪器观测和研究太阳黑子的序幕。

那一天，就在那座巍然屹立在青岛观象山上的石堡建筑中，高平子用德国人遗留下来的口径16厘米的赤道仪，安装上投影板，目镜后装上可拆卸的摄影设备，用投影法描绘太阳黑子及光斑。投影板上显示，日面影像直径为18.2厘米。从此，除阴云避日、狂风暴雨、无法观测之外，他不仅痴迷地钉在那架充满了岁月沧桑的老旧德式赤道仪后面，细心地观察太阳黑子，而且还时不时地进行摄影和绘图，就这样，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太阳黑子照片与图示。

青岛何其有幸，有幸与蒋丙然、高平子等一大批现代中国顶尖的天文学家相遇，有幸与太阳黑子近距离地接触，在中国现代天文史上留下了永远熠熠闪光的一个亮点。

万国经度测量，是世界天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大事，为最终标注人类赖以栖息的这个“地球村”中“每一户人家”的准确位置奠定基础。1926年和1933年，有关国家联手，先后进行过两次经度测量，青岛观象台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全程参加了这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科学测量活动，为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赢得了起码的尊严与荣誉。这其中，高平子厥功甚伟。

1926年5月，第一届万国经度测量会议召开，高平子作为与会唯一的中国天文学家，同各国同行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他彬彬有礼的言行、谈吐不凡的气质、胸有成竹的自信、博学多识的才华，赢得了各国同行的尊重。万国经度测量委员会会长弗利也先生，对这位来自于东方古老大国的代表表达了敬意，并诚挚地邀请他参与这项意义重大的科学测量工程。

青岛观象台全力以赴参加到了这次万国经度测量活动中。时值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青岛胶澳商埠局局长赵琪，在听取了蒋丙然、高平子等科学家的诚恳汇报之后，为科学家们“科学报国”的情怀所打动。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之下，赵琪硬是咬牙拨出专款5000元，支持这次重大科研项目。青岛观象台正是用这笔来之不易的科研款项，购置和更新了很多科研仪器，让这里的硬件设备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青岛观象台还成立了以高平子为测量主任、宋国模为主测员、徐汇平为助测员的三人测量小组。测量地点就在青岛观象台的子午仪室。

从1926年10月2日到11月30日，高平子等人几乎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地展开测量研究工作。他们用中星仪测量太阳经过该点的子午线时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万国经度测量委员会分配给青岛观象台的测量任务。弗利也兴奋地专门致函青岛观象台：“所测经度成绩优良，概为各国所钦佩！”

1931年，高平子离开青岛观象台之后，他所开创的万国经度测量工作依然在继续，薪火相承，成果不断。1933年，青岛观象台应邀参加了第二届万国经度测量工作，与1926年的第一届万国经度测量相互承接，共同标注出青岛在“地球村”中的准确方位。

今天，在蓝天白云下，海风轻拂的青岛观象山上，那座穿越历史云烟的石堡式建筑的门前，巍然耸立着一座纪念碑，这就是青岛的万国经度测量纪念碑，是在1987年由青岛市政府和中国天文学会联合竖立起来的，为的就是纪念当年的两次万国经度测量活动。这座取材于青岛当地特有的花岗岩石雕凿而成的纪念碑，主体高6米，靠近顶端镶嵌着一个直径为1.2米的黄铜铸成的圆球，代表着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村”。球体表面铸有凸起的经线与纬线，球的极轴与地平的斜角为36度04分，即碑体的地理纬度。纪念碑主体背面上部刻有“东经120度19分，北纬36度04分”，即纪念碑的主体坐标。

如果说，“地球村”中的“每一户人家”都有自己的“门牌号码”的话，那么，青岛在这个“地球村”中的“门牌号码”，就是铭刻在青岛观象台前那座纪念碑上的那组数字，这是这座美丽的城市安身立命的坐标。每每凝视这座纪念碑，还有上面那组数字的时候，总是不能忘怀，在历史的光晕中渐行渐远的高平子和他的同事们的身影，那是怎样一个群体，怎样一种风貌，值得后人遐想不已、追思不已。

03在南京，一个天文学家泽被深远

1927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原来设在北京的中央观象台停办，其气象与观测中心迁移至南京。1928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成立，高鲁出任所长。高鲁求贤若渴，延揽天下才俊，效力中国的天文事业。正是应高鲁的盛情邀请，高平子出任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同时继续兼任青岛观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长，奔波于南京与青岛之间，一晃就是3年。1931年4月，分身乏术的高平子再也无力兼顾青岛观象台的工作了，遂辞掉了在青岛观象台的职务，一心一意在南京效力于天文研究所。

后来，高鲁调任中国驻法国公使，余青松继任天文研究所所长。在余青松到任之前，高平子一度代理所长，时长1年。余青松到任之后，高平子无怨无悔地协助他搞好天文研究所的工作。与此同时，高平子还积极参与筹建紫金山天文台，这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天文台。

1935年，高平子干了两件漂亮事儿：一是他撰写的《胶澳商埠观象台参加万国经度测量成绩报告书》，参加比利时博览会，荣获优秀成果奖；二是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作为出席这次会议唯一的中国代表，他力推中国天文学会成为该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抗日战争的烽火熊熊燃烧在中国大地，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被迫内迁，从南京一路南下，经过湖南、广西，最终落脚到了云南。身体孱弱的高平子，辗转回到了上海老家，服侍生病的父亲，闭门不出，坚拒日伪势力的威逼利诱，没有出任伪职，保持住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良知、骨气、气节与尊严。

1948年，高平子去了台湾。在祖国的宝岛台湾，他一如既往，从事着自己所钟爱的天文学事业，协助创立了台北园山天文台，发起成立了台湾省天文学会，并亲自担任学会理事长，为台湾地区的天文事业作出了贡献。

1970年3月23日，高平子与世长辞。为了表彰他为世界天文学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83年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十八次大会作出决议，将月球之上的一座环形山，正式命名为“高平子环形山”。

这座“高平子环形山”，至今仍屹立在那遥远、高冷的月球之上。它的存在，昭示着一代天文学家高平子的业绩与日月同辉，与人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