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就其铸造工艺、造型和纹饰艺术的发展变化，无不闪烁着古代工匠们思想和技术的光辉。商代青铜器的种类十分繁多，有礼器、兵器、乐器、生产工具等。但青铜农具极为稀少，因为当时青铜十分珍贵，官府很少把青铜用于生产工具，但出于农业祭祀活动的需要，才不得已铸造少量青铜生产工具。

在商朝时期，人们认为神明主宰一切，商王的祖灵“宾于帝”，是人类和神明沟通的中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朝事事问天，利用龟卜，通过祖灵来传达上帝的旨意。因此商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礼器、兵器和乐器。乐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商代歃盟、朝会、祭祀等活动时都要行礼、奏乐，“礼”“乐”并重是商朝统治的一大特色。

青铜器主要成分是铜、锡、铅，铸造工艺主要有制模、制范、冶炼、浇铸、修整四道工序。制模、制范工艺最为复杂，首先用淘洗的粘土做成欲铸造器物的形状，刻上花纹，经焙烧或阴干成型。大型铜器难以一次成型，就要将多块范组合拼成一个整体。如“后母戊鼎”，不算鼎耳共用28块陶范，鼎身8块，每足各3块，鼎底及鼎内各4块。由此可见陶范制作技术之复杂和精巧。

我馆的“镇馆之宝”青铜镈，是一件典型的商代青铜器。镈钟源于铜铃，是商代社会的重要的乐器之一，它和甬钟、钮钟一样，是当时的礼乐重器。早期的青铜镈多为特镈，被作为祭祀礼器使用，其音响效果较差，音乐性能并不突出。而进入西周之后，镈开始兼具礼、乐的双重意义，它在音乐娱乐文化与具有社会功能性的礼乐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商代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人们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活方式，使人在大自然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相信自然万物都掌握在神灵手中，神灵的安排，人力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尊敬并且信奉神灵，才会得到恩泽与庇佑。商人每年举行多次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的活动，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而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也就成了人们头脑中无所不能的神灵形象的呈现，商代青铜器纹饰以兽面纹(饕餮纹)和动物纹为主，形象神秘狞厉。面目狰狞的饕餮纹以崇神避邪说为基调，兼具王权象征的含义，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衹。它对异氏族、部落有威胁恐吓的作用，对本氏族、部落又具有保护的神力。崇神是我国早期社会人们的一种普遍精神行为，要想扩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精神的东西往往需要一种物质作为载体，而作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标志的青铜器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载体。商人用青铜礼器烹煮、盛装祭祀物品荐献给诸神，用乐器演奏祭神之乐，以娱神，沟通神人以求神佑。商代权贵们认为至高无上的神应以世间精品与之相配，于是，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求新求变，通过精美的器皿与纹饰来达到敬神娱神的目的。商代青铜器纹饰图案发展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奴隶制社会在商代发展兴盛，奴隶主贵族占有大量的财产与奴隶，穷奢极欲。物质生活的富足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奴隶主不再只满足于青铜器的实用性，而要求加强其观赏性，因此大力发展纹饰艺术。在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壁面比较素朴，装饰纹样少而单纯，多为粗犷而抽象的兽面纹与乳钉纹，画面构造相对简单，多为单层凸起纹饰，古朴肃穆。商中期纹饰渐渐复杂，不仅花样繁多，还出现了二重花纹，常以动物纹为主题花纹，以雷纹为底纹，神秘而庄严。到了商晚期，则出现了细致、繁密的抽象兽面纹，并与刻画精致的细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相交织，图案组合十分繁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