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人们尊他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于这三顶桂冠，他拒绝了；他忠实于包办的婚姻，也有过异国的恋情……季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季羡林先生的最新作品《病榻杂记》不久前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病榻之上，季羡林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追求的是内心的和谐，崇尚的是淳朴恬淡，欣赏的是本色天然，心仪的是身心自由。季羡林要主动摘去这三顶桂冠，不能不说是一种守拙淡泊、有大美而不言的学人品格，唯有真名士才具有的风流洒脱。

性情中人季羡林：“去掉乌纱，如释重负”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文字，于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对于季羡林而言，留学德国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从留德开始，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二战结束后，剑桥大学向季羡林发出聘请书，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到剑桥工作。与此同时，经恩师陈寅恪先生推荐，北京大学也向季羡林发出聘请书。季羡林毅然选择到北京大学工作，虽然北大的待遇与剑桥大学不可同日而语。1946年秋，季羡林到北大报到。按照北大和国内其他大学的惯例，博士毕业一般给予讲师职称，最高不超过副教授。季羡林也没有抱太高希望，刚开始他被聘为副教授，但是过一周，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季羡林，他已经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筹建中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完全出乎季羡林的意料。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这个当了一周副教授的记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当时，季羡林只有35岁。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季羡林担任系主任长达近40年的时间。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在佛典语录、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造诣很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在学术研究之外，季羡林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臧克家和季羡林家住得不远，常常有走动。行政职务让季羡林叫苦不迭，在年初时会议已经安排到了四五月，大量的时间用于开会，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季羡林常在老友臧克家面前诉说。臧克家于1980年10月发表了一篇短文《兼职太多压坏人》，为季羡林和白寿彝（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两位老友“鸣不平”。1984年，当季羡林从北大副校长任上卸任后，臧克家即致函表示祝贺。翌日，季羡林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边还有不少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于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专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不久，季羡林又担任了任期五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反映问题，有些还是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这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这对于性格内向的季羡林来说是一个难题，他曾经坦言：“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斗牛。我看到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煞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期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1989年，季羡林终于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上卸任。然而其他方面的实职、虚职，仍然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等90多个虚实职务，无数的顾问、专家、委员、主任、主编，许多推不掉的会议和活动，仍然在等着他。季羡林生命时钟上的弦，永远上得满满的。

“朴素衣裳常在眼”：布衣教授季羡林臧克家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作过一首《赠羡林》的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欲呼。朴素衣裳常在眼，寻遍黑发一根无。”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挎着一个50年代的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季羡林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坐春风，绝不会感到紧张局促。季羡林的好友、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曾多次到季羡林家里去，他感到最吃惊的是室内缺乏现代气息。他看到的是季羡林家中的墙、地、家具、陈设，都像是半个世纪前的平民之家。唯一不同的是，季羡林家里的书太多了。北大为了照顾季羡林，特意给他分了两套相邻的房子，但就是这样，也摆不下他的书，连阳台都改成书库了。季羡林每天都坚持看半小时的新闻联播，可他用的竟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买的十九英寸电视机。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零件已老化，要调好一个频道很不容易。等工作人员好不容易调出一个频道，十分钟过去了，季羡林索性又不看了。无奈，工作人员也不跟他商量，就直接买了台新彩电。原以为季老会高兴，不料他却为此而不高兴了一个星期。除此之外，季羡林家的书桌和饭桌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普通家具。《光明日报》的文学编辑韩小蕙清晰地记得1985年首次拜访季老的情景：“我曾拜访过无数名人，到过许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经淡忘了，但今天回忆起季先生的家，犹觉一切历历在目。当时的我的确很惊奇，也很受震撼，不单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陈设，也与‘华贵’‘堂皇’这样的词藻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书房里那四壁古书线装书显出气派之外，其他的陈设，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沙发，也没有软椅，季先生让我们就坐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张木板单人床。他的话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气答复我们的问话，所用的词语都很普通，脸上始终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季羡林的饮食也十分简单：早餐一杯牛奶、一块面包、一碟炒花生米，午餐和晚餐则多以素菜为主。生活上极其简朴的季羡林，却将一笔又一笔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慷慨地捐给了家乡学校，捐献给家乡建卫生院。季羡林不仅心系家乡，还向北大捐赠了诸多珍贵书画等物品。为弘扬中国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季羡林还不顾年迈之躯，以“怀念母爱和尊敬老师”为主题，无偿为社会做公益广告。

虚怀若谷，宠辱不惊宋朝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在著名的《爱莲说》中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季羡林不仅喜爱荷花，还动手亲栽荷花。他曾兴致勃勃地向人介绍：“未名湖中盛开的荷花是我特意从湖北洪湖带回来的荷花籽，几年下来繁衍了不少，如今已连成片了。北大人都亲切地称之为‘季荷’。”这与周敦颐“挖池种莲”何其相似。“周莲”与“季荷”，一个是古代“理学大师”，一个是现代“国学大师”。他们虽相隔千年，然而心与心却是如此相通。他们都崇尚像荷花一样品格的君子，他们也都是具有像荷花一样品格的君子！胡乔木（原名胡鼎新）是季羡林清华大学的同学，相交甚笃。对于一般人而言，有一位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同学，自然是引以为傲的，但是季羡林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一次，胡乔木想约季羡林一同去敦煌参观，但是季羡林委婉地拒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去，而是不愿意面对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的情景。季羡林几乎没有拜访过胡乔木，每次都是胡乔木来看他。1992年8月，胡乔木病重，十分想念老同学，才破例让老伴谷羽告诉季羡林，希望能见一见他。季羡林明白，这是老友临终前的诀别了。胡乔木病逝后，季羡林常常想到他，回味着他们相交60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季羡林虚怀若谷，宠辱不惊，面对溢美之辞，他态度低调，十分谦逊。有人问他：“如果给你下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季羡林回答：“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有人称他为“一代宗师”，他却说：“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曾经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季羡林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为自己着想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百分之四十。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羡林马上吩咐叫人去买，并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羡林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怀真情，讲真话，可以说是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爱朋友，爱师生，他爱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人。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季羡林来到海淀区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动的内容是砍玉米秸。当他拿起砍刀干活时，腰弯不下，刀砍不准，步伐也乱，根本找不着感觉。一位公社老大娘在旁边看不下去，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给他做示范动作。在交砍刀的一刹那，季羡林触摸到大娘手上的老茧，他顿时由手茧想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想到了生他养他勤劳一生的农村母亲，进而又想到了知识分子是应该参加劳动锻炼的。这一浪漫的联想，展示了他的百姓情结，以及人民之子的情怀。长期以来，慕名找季羡林写文章、采访、题字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好几拨，工作人员为了季老的健康考虑，有时不免找些理由挡驾。一天，北大一位姓张的退休教师来找季羡林为他的书写序。工作人员挡驾说季老不在，张老师只好悻悻离去。季羡林年纪虽然大了，但是耳朵却很灵，他在房间里听到后立即从阳台来到屋外，向正在离去的张老师招呼道：“张老师，我在家，你请来吧。”张老师十分惊喜，工作人员却陷入尴尬。季羡林把张老师请进屋内接过张老师的书，爽快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事后，季羡林对工作人员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对社会有用，我做研究对人有用，为人写也是对人有用。人家需要，你能做而没有去做，心里会过意不去。”魏林海是海淀区六郎庄乡的一名掏粪工人，喜爱书画，久慕季羡林大名，但无缘相见，引为憾事。1997年迎香港回归时，魏林海终于觅到了一个拜访季羡林先生的机缘。魏林海与几位乡间书画之友准备在自家院子中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并想请一位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魏林海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却看不起掏粪工人，态度傲慢。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找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了季羡林。季羡林听说是掏粪工人向他求字，不禁十分高兴，很快就写好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季羡林的字苍劲有力，韵味高深，挂在展室中颇有高雅之气，两人此后成了忘年交。季羡林待人一向宽厚大度，而对自己却十分苛刻。1995年5月的一天早晨，在书房里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季羡林有事要外出，不料门被反锁上了。为了不打扰别人，当时已84岁的季老硬是从一米七高的窗台上跳了下来，结果摔伤了脚骨。第二天正好有一项活动，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他却郑重其事地说：“与人约定的事，绝不能失信。”说罢，他忍着疼痛按时赴约。2002年11月28日，北大图书馆百年馆庆，当时正逢季老大病初愈。为他的健康考虑，工作人员决定不让他参加此次庆典。可等到庆典那天，季羡林早早地便换好了衣服。工作人员善意地向他谎报说庆典取消了，但季羡林仍旧坚持要去。工作人员只好推辞说事先没安排车，他却说没车就步行。结果季羡林硬是以92岁的年迈之躯，提前5分钟到达会场。

为人师表，尊师楷模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女士在敬赠给季羡林的一部著作的扉页上写道：“羡林吾师：如果我有一点成绩，那是由于我学习了你的风范。如果我还有许多失误，那是由于我学习得还不够。”正是由于季羡林的风范，由于他独立于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引发了青年学生的崇拜热潮。季羡林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季羡林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深鞠一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下车，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十分罕见的。1998年9月25日，季羡林一早出门，想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夜晚下了一阵雷雨，地上湿漉漉的。突然，季羡林的眼前一亮，看到池塘边的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季老好98级日语。”他一回头，看到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地上，也有一行用树枝写的字：“来访98级日语。”季羡林先是一怔，忽而恍然大悟，原来这些98级新生们为了不打扰他，便用了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季老的敬意。季羡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季羡林是青年学生的崇拜偶像，而他却也是尊师的楷模。胡适是季羡林的老领导，对他有知遇之恩。随着建国以后对胡适的否定，胡适成了“反面教员”，无人再敢替胡适说话。但季羡林却在1986年发表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在文坛震动一时。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但季羡林认为，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季羡林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季羡林1999年曾到台湾访问，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给胡适、梁实秋扫墓。有学生问他，这合适吗？季羡林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到台湾后他高烧39度多，还是坚持去给胡适扫墓，还写下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文章。据季羡林的学生钱文忠回忆：“1990年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前往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极为严寒，已是八十高龄的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为人治学。先到朱先生处，只有朱先生夫人奚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先生三松堂，只有宗璞和蔡仲德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先生处，陈先生倒是在家，见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先生仍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两卷本的《陈岱孙文集》正好出版，陈先生从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先生，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钱文忠还记得，他有一次陪季老散步到办公楼前，恰逢北大教授裘锡圭先生低头走在前面。季羡林低声对钱文忠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学家，专家。”说话时，季羡林翘起大拇指，微微晃动。钱文忠也不会忘记，一天傍晚他到季老家，季老从书房拿出一封信对他说：“你知道上海有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我没有见过，真是难得。你回上海，替我看看徐先生。”学生们从季羡林这里感受到的，是大海般宽广的胸怀，泰山般的崇高境界。

人生亦有缺憾令季羡林感到终生遗憾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令季羡林感到遗憾的，还有他的婚姻。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季羡林对妻子彭德华十分敬重。季羡林1929年结婚，翌年离家上清华大学读书，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1946年回国执教，他们夫妻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状态。直到1962年，彭德华才迁来北京。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季羡林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异国之恋。季羡林的好友、中国留学生田德望的房东是一个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夫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伊姆加德，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结婚。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年轻英俊的季羡林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待人谦和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因此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必须用德文写成稿子，用打字机打成清样，然后再送给教授看。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恰好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有自己的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因此，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涉及的多是一些艰深晦涩的古文字，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两人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连迈耶太太也看出来了。后来，如果迈耶家举行宴会，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更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此后，季羡林和伊姆加德经常一起去散步、看电影、逛街。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声音、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尽管那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季羡林。最后，他决定离开德国。季羡林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2000年时，香港一家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德国哥廷根小城去了一趟，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了她。伊姆加德此时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询问的结果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身未婚，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季羡林的包办婚姻是既成事实，他是尊重既成事实的。恐怕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婚姻，但他对老伴还是肯定的方面多。季羡林说，在道德上，“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季羡林的老伴确实很贤惠，他们老俩口几十年没拌过嘴，都为对方考虑。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季羡林对一切早已大悟大彻，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在季羡林的家里有一位特殊的成员，她就是季羡林的婶母，被全家人尊称为老祖。季羡林的父母早亡，叔父身体不好，脾气古怪，在他留德十年期间，他的婶母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季羡林的婶母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靠着这门手艺，她含辛茹苦支撑着季家这个大家庭，供养季羡林的子女读书。季羡林曾饱含深情地说：“我们全家都尊敬老祖，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正当我们家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从天上掉下一个馅儿饼来：我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否则，我们家早已家破人亡了。这样一位大大的功臣，我们焉能不尊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