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前500年），字平仲，世人尊称为晏子，莱之夷维人（今山东高密市），齐国大夫晏弱之子，历事齐之灵公、庄公与景公三朝，辅政长达50年，为齐国乃至春秋时代著名的贤相，与孔子基本生活于同一时期。史载晏子去世之时，齐景公哭之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晏子春秋》卷八第十六）此痛惜之情，表明晏子确为齐国股肱之臣。在礼乐崩坏的春秋之世，能被三代君主所重用，足见晏子有过人的政治才能与品行。晏子其人其事俱见于《晏子春秋》一书，今就其政治才能与品行梳而出之，或有益于当代之官德与吏风也。

一、“为政以德”政治理念之执持 儒家理想的政治在于先养民，最后归结为教民，是为“为政以德”也。这样的政治理念一般能得到德行君子的赞赏，但未必能得到卑贱小人的拥护，特别是当一个地方民风浇漓时，更不能以当时之民意为参考。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晏子春秋》（卷五第四）载：　　　景公使晏子为东阿宰，三年而毁闻于国。景公不说，召而免之。晏子谢曰：“婴知婴之过矣，请复治阿，三年而誉必闻于国。”景公不忍，复使治阿。三年而誉闻于国。景公说，召而赏之，辞而不受。景公问其故，对曰：“昔者婴之治阿也，筑蹊径，急门闾之政，而淫民恶之；举俭力孝弟，罚偷窳，而惰民恶之；决狱不避贵强，而贵强恶之；左右所求，法则予，非法则否，而左右恶之；事贵人体不过礼，而贵人恶之。是以三邪毁乎外，二谗毁乎内，三年而毁闻乎君也。今臣谨更之，不筑蹊径，而缓门闾之政，而淫民说；不举俭力孝弟，不罚偷窳，而惰民说；决狱阿贵强，而贵强说；左右所求言诺，而左右说；事贵人体过礼，而贵人说。是以三邪誉乎外，二谗誉乎内，三年而誉闻于君也。昔者婴之所以当诛者宜赏，而今之所以当赏者宜诛。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贤，乃任以国政，三年而齐大兴。　　东阿这个地方大概在当时属于萑苻之地，于是齐景公便委派德行高尚且执行力强的晏子去治理。他的一系列纠正民风之措施当然激起了窳民小人乃至权贵的不满，“三邪”“二谗”俱属此列。而那个地方像这样的人又很多，终至民怨沸腾，而齐景公不明所以，故不满也。但晏子认为，为政如果只是为了讨好民众而获得所谓满意度，那是很容易的，只要把当时纠正民风的政策反过来就行了。果然，这一招很奏效，民意立刻倒转，“三年而誉闻于君”。齐景公因此要奖赏晏子，晏子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治理，只是讨好民众而已。　　晏子实际上告诫齐景公，治理不能以民意为唯一标准，特别是民风不纯之地，尤为如此。政治若没有道德作为基底，仅仅靠民意是极不可靠的（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民意与讨好民众不分）。这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尊重民意，但这值得尊重的必须是教化之后的民意，而不是俗粗习恶之民意，故儒家讲“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意味着两点：其一，政治固然要重视民意，但只有德行君子的民意才是可靠的；其二，政治的最终目标是要养成人的德行，而不是人的贪惰贵强。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善治”，也是“平天下”之意。但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就要求在上位者“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也是孟子所说的“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晏子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正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二、刚正而尽辅弼之责 在古代中国有内朝与外朝之别，内朝乃服侍君王私生活之所，但外朝是处理国家政务之机关，宰相是外朝的首长。然而，由于君王权力过大，常至于内朝与外朝不分，让外朝官员做君王私嬿之事。下面这个故事即见上述情形之一斑，《晏子春秋》（卷五第十三）载：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请进暖食！”晏子对曰：“婴非君奉馈之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为者也？”对曰：“婴，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　　　晏子之所以严词拒绝，并非觉得做这样的事下作，有辱人格，而是希望确立一种客观精神。作为社稷之臣，晏子的事务绝不是侍奉君主的生活起居，而是处理公共政务，为人民服务，而非为君王个人服务，这也意味着“外朝臣子非君王之私臣，乃人民之公仆”之意。同时，晏子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也要求他们尽到弼辅之责，非仅佣仆之用也，《晏子春秋》（卷七第二十三）载：　　晏子使高纠治家，三年而辞焉。傧者谏曰：“高纠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敢请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维圣人而已。如婴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婴右婴之人不举，四维将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也，吾是以辞之。”高纠侍奉晏子三年，亦可谓尽心也。但晏子之所以要辞退他，就是因为他只有奴婢之用，而无匡正之效，这显然使晏子很失望，因为没有尽到弼辅之责。 三、节俭而引淳朴之风 在古代耕作小农经济社会，节俭对于社会治理与政局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上层统治者，他们若能行节俭之风，对于节约资源是很重要的。晏子对此认识颇为深刻，于是，他从自己做起。下面就是《晏子春秋》（卷六第二十五）关于晏子严于律己的故事：晏子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说，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晏子之所以节俭，并非生活困顿，乃因为作为一国之重臣，他需要以节俭的生活表率于百姓之间，以端正民俗，引领风尚，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闻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贫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对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饱，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苔菜、五卵，士之三乞也。婴无倍人之行，而有参士之食，君之赐厚矣！婴之家不贫。”再拜而谢。（《晏子春秋》卷六第二十六）　　　　晏子安贫乐道，且以为自己的生活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已经很奢侈了。这些都是很动人的品行，须知，奢侈固然不好，但节俭却不是一个人非行不可的德行，特别是当一个人境况足够宽裕的时候，能厉行节俭则更为难得。在这里，节俭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考量，而是一个德行的问题，“俭以养德”，非虚言也。 四、重道义而轻美色 古代士以上的官员，往往妻妾成群，乃至君王常以美色赏赐臣子，女人仅为男人的饰品，男女之间很难有道义可言。但下面这个故事却表现了晏子重道义而轻美色之可贵品格：　　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饮酒酣，公见其妻，曰：“此子之内子邪？”晏子对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恶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子违席而对曰：“乃此则老且恶，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壮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其托乎？”再拜而辞。（《晏子春秋》卷六第二十四）　　　　景公以自己年轻美貌的爱女送给晏子，但晏子以自己的妻子曾经也年轻貌美加以婉拒，这种重道义的行为读之令人动容，且“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特别是对于位高权重的人来说，做到此点相当不易。 五、清廉而不贪 因为晏子节俭又不好色，故家里开销不大，这造就了晏子清廉而不贪之品格，晏子多次辞谢齐景公的封赐　晏子相景公，老，辞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齐大夫未有老辞邑者矣。今夫子独辞之，是毁国之故、弃寡人也。不可。”晏子对曰：“婴闻古之事君者，称身而食。德厚而受禄，德薄则辞禄。德厚受禄，所以明上矣；德薄辞禄，可以洁下矣。婴老，薄无能，而厚受禄，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公不许，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今夫子亦相寡人，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岂不可哉？”对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姓。今婴事君也，国仅齐于诸侯，怨积乎百姓，婴之罪多矣，而君欲赏之，岂以其不肖父为不肖子厚受赏以伤国民义哉？且夫德薄而禄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许。晏子出。异日朝，得间而入邑，致车一乘而后止。（《晏子春秋》卷六第二十八）　　　　晏子以德薄而辞邑，景公以历史上的管仲相勉，但晏子以为自己不能与管仲相比。管仲使齐国独霸天下，而他只能使齐国为诸侯之一。更何况，如果晏子不辞封邑，会使国民留下一个“德薄而禄厚，智惛而家富”的印象，这是“彰污而逆教”的做法，对于齐国之政风民俗非常不好。即便管仲之于齐国功劳很大，但晏子以为管仲不加任何推辞地接受封赏，也是不对的。　　　　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子辞之，何也？”晏子曰：“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晏子春秋》卷六第十八）　　管仲之失，在《论语》里也有所论：“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由此可见，晏子在个人修为方面比管仲严谨得多。有一次，景公厚禄晏子，被晏子推辞了。景公就问：“然则曷以禄夫子？”晏子答曰：“君商渔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晏子春秋》卷六第十六）　　　　晏子认为，若能对百姓薄税敛而宽刑政，就是对自己的奖赏。这种“以民之利为己之禄，百姓之利即己之利”之理念，不但难得，且极其感人，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晏子不但自己清正廉洁，且以此来要求家人。　　　　晏子病，将死，其妻曰：“夫子无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变，谨视尔家，毋变尔俗也。”（《晏子春秋》卷六第二十九）　　　　晏子以为，自己死后，齐国的民俗可能会变，但至少要求自己的家里不能改变原来既有的家风与传统，而巨室之家风传承对于社会风气的引领是非常明显的。 六、谦虚而持重 尽管晏子为齐国重臣，但其为人谦虚谨慎，绝不飞扬跋扈，这与历史上的权臣有很大的区别，且他的这种品格影响了周围的一些人。这可从下面这个故事看出端倪：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晏子春秋》卷五第二十五）　　　　晏子不但自己谦虚持重，且认为这是所有官员应有的一种品格，故推荐了他的御者做了大夫，因为他的御者能听从妻子的劝告，认识到了谦虚持重的可贵。只有这种品格才能让官员有兼听之明，避免政治上的独断之祸，而历史上因为不能兼听而致政治祸乱的例子可谓比比也。 七、机智地维护国家尊严 晏子极有智慧，能临机应变，从而能顺利地从别人设局之中解脱出来，不但避免给自己带来尴尬，反而让对方陷入窘态，从而机智地维护了自己及国家的尊严。著名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言，就是用来对答“齐人固善盗乎”的讥讽的，结果使得楚王发出“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之感叹（《晏子春秋》卷六第十）。下面这两个故事，也可概见晏子的睿智与机灵：　　　　晏子使吴。吴王问行人曰：“吾闻晏婴，盖北方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傧者曰：‘客见，则称天子请见。’”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行人又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又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之以诸侯之礼。（《晏子春秋》卷六第八）　　　　吴为诸侯国，其君主不能称天子，只可称吴王。但吴国君臣为了故意使晏子难堪，要晏子去见天子。晏子随机应变，云是误入天子朝，不知吴王在否。这样，才给自己解了围，也使吴国君臣自觉无趣。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晏子春秋》卷六第九）　　　　矮个子晏子出使楚国，楚国君臣给他设置了两个难堪，其一是让他从小门入，他以使狗国者才从小门入而化解（意谓：如果楚国承认自己是狗国，我晏子就从小门入）；其二是为什么齐国让晏子出使楚国（意谓：难道齐国没有人才吗？让晏子这样的人作为使者），晏子说：齐国人才很多，但齐国使者有一个规矩，就是贤能之人出使贤能之主，不肖之人出使庸怠之主，而我这样的不肖之人出使楚国是最适合的（意谓：楚国就是庸怠之国）。很显然，晏子机智地从对方的设局中解脱出来，不但让对方难堪，且维护了个人颜面与国家的尊严。 八、讽谏技巧得体有效 在古代，讽谏而匡正君王之过错乃臣子应尽之责，但讽谏君王是要有技巧与智慧的，不然，不但于事无补，且可能引致祸患。晏子在讽谏君王方面就颇有智慧：　　　　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召吏欲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晏子春秋》卷七第十三）　　　　晏子对于景公因为一鸟而杀人很不满，但却不直接责怪景公，而是数烛邹之罪而暗讽景公。这一智慧的暗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景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这一智慧的讽谏避免了君王过失杀人甚至滥杀无辜之恶果，不但救人一命，且能让君王醒悟。　　可以说，晏子确实是齐国历史上的贤相，其政治功绩可能不及管仲，但其德行却远过于管仲。荀子论“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时云：　　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荀子·仲尼》）　　　　以此诸端权衡晏子，皆足以任之。故晏子事齐三君而获重任而善终，绝非偶然也。太史公《史记·管晏列传》之赞晏子曰：“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2022年重点项目“先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编号：22A0082）、湘潭大学儒家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