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冷水浴仍被看作是一种健身锻炼的洗浴方式。而且，谈到冷水浴，我们往往想到青年毛泽东每天坚持洗冷水澡的例子，也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健身联系在一起。质言之，冷水浴在健身方面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然而，本文考察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冷水浴的尝试，虽不至于颠覆上述观点，但至少使我们对冷水浴养生说有一个全新而完整的认识。

一、从汪荣宝的冷水浴说起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甫，号太玄。出身于官宦世家，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901—1904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等校学习东西方历史，旁及政法。1905年回国。1908年任职于民政部，并兼职于修订法律馆与宪政编查馆。1910年任资政院敕选议员。1911年任协纂《宪法》大臣。民国初年，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国会众议院议员。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

汪荣宝肖像

通览《汪荣宝日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汪荣宝几乎每日早起的冷水浴成为一种日常必修课。据《日记》所载，他从1908年8月开始，“每朝行冷水浴，未尝间断”。汪荣宝将洗冷水浴作为每日的必修课，一般情况下，即使是下雪天，他都会坚持，有时候还会“以早起未行冷水浴，临睡时补为之”。如果没有洗冷水浴，一般都是有特殊情况。比如，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或者，骑马摔伤；抑或是因为家里缺水。除此之外，汪荣宝没洗冷水浴，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因感冒、咳嗽而身体不适。如1910年3月23日，“旬日来以感冒停止冷水浴”。5月12日，“以有感冒嫌疑停止冷水浴”。6月7日，早上洗了冷水浴。到傍晚感冒了，洗了温水浴。“浴毕，仍以冷水沃之”。次日，因感冒停止冷水浴。

二是离京，没有条件。1911年7月6日，汪荣宝与朋友到京郊的南口游玩，但是，天气不好，他们打算次日谒明陵。7日，早餐后，到明陵游玩。12日，他打算回京。在这期间，他只洗了一次冷水浴。8月18日，与朋友到周口店游玩，24日回家，其间没洗冷水浴，只是回家当天洗了热水浴。又如，武昌起义爆发导致社会恐慌，这段时间汪荣宝隔三差五地北京、天津两地跑。从11月8日到12月13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汪荣宝没有洗过一次冷水浴。

三是注射疫苗而停止洗冷水浴。1910年底，哈尔滨暴发鼠疫，并沿着铁路干线迅速蔓延。到1911年1月16日，鼠疫传到辽宁，使得北京各界甚是恐慌，谣言四起。而且，20日，协和医院报称，昨日有一病人，今日验血，结果显示含有鼠疫病毒。也就是说，鼠疫已传入北京。21日，汪荣宝在朋友介绍下接种了疫苗。24日，在注射后的三天里，汪荣宝停止冷水浴。28日，创口愈合，洗了个热水浴，“浴毕沃以冷水”。2月15日，汪荣宝接种第二针疫苗。此后三天又停止冷水浴。

二、冷水浴的效果适得其反

关于汪荣宝为何几乎每天坚持冷水浴？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近代中国兴盛的冷水浴养生说多从日本传入，并且是在1900年以后。例如，1901年湖北省教育部门编辑了日本学者世户测的讲义《生理卫生学》，里面的内容囊括从西方传入日本的关于生理卫生的各方面的知识，其中就有冷水浴。文中称“每朝注冷水于身，以干燥之巾摩擦之，最能强健体力，抵抗风寒”（湖北教育部编辑《生理卫生学》）。彼时，冷水浴受日本的影响，几乎成为强身健体的不二法门，而且，几乎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其二，汪荣宝身体素质差。根据他的亲人所记载：“君体素弱，加治学勤劬，屡致疾困。乙亥（1899）冬间，患喉痧几殆，委顿床榻者累数旬。”（《汪荣宝日记》）应该说，汪荣宝希望改变自己虚弱的体质，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除了坚持洗冷水浴之外，还时常会散步、深呼吸。甚至，他还将此作为克己的功课。

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冷水浴在近代中国尤其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这种例子，非常之多。陆费逵曾表示，年轻时体弱多病，后来接触到冷水浴养生说，大为兴奋，并长期坚持（舒新城编《人生哲学》）。黄尊三曾表示，当初在日本练习冷水浴的动机，是基于“卫生”的考虑，希望身体健壮（黄尊三著，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1922年，陈颂平在《晨报副刊》谈及自己洗冷水浴的经验。他说自己“自幼多病，向来极其软弱”。民国九年前，经日本医生的建议开始洗冷水浴。从那时起，他每天坚持冷水浴，“除因舟车道途，间有障碍，实行不便外，总没有间断过”（陈颂平《卫生经验谈（一）》）。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回忆称：“余体弱，自辛亥年起，几于每秋必病。一日，读日人一小书，论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当努力讲究日常卫生……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之后，他又“效伍廷芳练习冷水浴，虽严冬不辍”（钱穆《师友杂忆》）。

在冷水浴养生说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坚持冷水浴而欲使身体强壮，这对于身体羸弱者来说，固然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事情。但是，彼时他们多数未能如愿。汪荣宝就是其中的典型，他长期坚持的冷水浴，并没有使其体质得到增强。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上文的论述可知，汪荣宝因冷水浴导致频繁的感冒。可以说，冷水浴不仅没有让汪荣宝的身体变得强健，反而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第二，汪荣宝在日记中记载了三年间的立夏当天体重情况：1909年，96斤；1910年，99斤；1911年，97斤。而他的妻子在这3年的体重分别是：102斤、102斤、103斤。1909年，汪荣宝是21岁，作为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子，体重不足百斤，而且比妻子还轻，可见其身体非常瘦弱。总之，汪荣宝在洗冷水浴的3年里，其体质未得到改善。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最终也并不长寿，于1933年因病逝世，享年55岁。

汪荣宝的遭遇并非偶然，事实上，早期尝试冷水浴的人致病的情况实则相当普遍。所以，有人也对此有过质疑。1906年《北洋官报》在刊文中说：“西人多用冷水浴身，谓于卫生有大益。吾国新学家多效之者，动辄致病。”（《冷浴热浴持平之论》）有人甚至指出问题的关键，说：“体气虚弱之人宜行冷水浴否，此一疑问，至今横梗于社会人士之心胸。”（醒我《冷浴习惯之宜养成》）不过，像汪荣宝等人并不因此而怀疑冷水浴的科学性，而且乐在其中，正如陆费逵所说的，“十几年来，天天冷水浴，身体渐强，气质大变”（舒新城编《人生哲学》）。这导致的结果是，他们之中多数人强身健体的愿望最终并未得偿，甚至都不长寿。例如，杨昌济逝世时，享年49岁。关于他冷水浴习惯，他的学生萧子升后来回忆说，“在长沙的时候，他有一只特制的大盆，里面装满凉水，天天早晨他都要泡在里面洗冷水浴。抵北平后，他仍然坚持冷水浴”。对此，他断定冬天洗冷水浴是杨昌济早逝的原因之一（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同样，长期坚持冷水浴的陆费逵，后来身体也并不太好，于1941年逝世，享年55岁。

之所以产生这种适得其反的结果，主要是由于20世纪初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日本所误而形成对冷水浴养生说的片面认知。

三、为日本所误的冷水浴养生说

明治维新之后，西方的冷水浴养生说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在日本持续传播。然而，日本对待冷水浴养生说，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激的态度，即在接受肯定的观点之后，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改造：放大其积极作用，减少其限定条件，以便于冷水浴养生说的传播。造成这种现象，主要由于日本知识分子对冷水浴养生说赋予改善国民体质的意义。所以，佐佐木政吉在《冷水养生法》中说：“与欧美人相比，日本人大多是体格薄弱、个子矮小，脸色苍白，常呈菜色，而且乏气力、少耐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健康的精神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照着世间的优胜劣败的自然定理，这着实令人悲哀。”（佐佐木政吉《冷水养生法》）之后，泷泽菊太郎在这方面也有同样深刻的认识：“躯体的矮小，体质的薄弱，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地方，但躯体的矮小，尚且可以隐忍，而体质的薄弱，对于国运的发展，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国民体质如此，又如何能够肩负着东洋的命运，与世界列强对峙，争雄于中原？每每念及于此，都不免令人心寒。作为国民，尤其是将来为国家而贡献、献身的少壮者，在注重智德修养的同时，也还要在身体发育期间注意身体的锻炼，并希望培养出能够忍受各种困难、强健的体魄。这类锻炼方法有很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而我所鼓励大家践行的冷水养生法也是其中的一种。”（泷泽菊太郎编《冷水養生法·冷水養生法に對する編者の所見》）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在推广冷水浴过程中特别重视从民族主义的高度赋予其重要意义，认为“欲强壮其身体者，不可不行冷水浴。欲锻炼其精神者，亦不可不行冷水浴。质言之，则冷水浴者无论从事于智育或德育，所俱当有事者也。吾国人之体育精神，俱逊欧人万万，则冷水浴者，其对症之良药哉”（［日］泷泽菊太郎《论冷水浴》）。而且，还强调称：“凡为国民，无论男女长幼，皆必奋励其职，共担国家义务，以成千载一遇之盛会。而欲为国家担义务，必先图身体之健全，此一定之理也。夫人世健全身体之法，虽不遑枚举，然求简易无费。不问何人，皆得以少许之时间，从容行之，而收伟大之效果者，则自冷水养生法而外，殊未见其可也。”（［日］泷泽菊太郎《冷水养生杂谈》）

而恰恰在1900年之后，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逐年增加,这使得日本的冷水浴养生说对留日学生的认识和生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通过他们使兴盛于日本的冷水浴养生说逐渐传入中国。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的合影

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本的看法为之一变，国内掀起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日俄战争后，国人对日本的感觉更佳，出现类似于曹汝霖所说的“亲日感”：“当日俄开战之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军人之踊跃从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此外，日本有诸如地近、费省、效速，以及语言简单等多方面的便利。所以，国人纷纷倡导去日本留学，向日本学习。在这种大背景下，相比于西方来说，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冷水浴养生说占据主流，所以，“日本化”的冷水浴养生说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也自然更为深刻。

正是由于20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对冷水浴养生说的认识为日本所误，而以其虚弱的身体尝试冷水浴，最终身体不仅没有变强，还因此常常生病。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冷水浴，缺乏一种科学的、辩证的认识，而将其作为一种绝对可行的方案，并使之主义化、形而上化。所以，汪荣宝晚年病危住院之时，在西医的治疗下病情没有好转，家人商量改用中医治疗。但是，“君雅不欲”（《汪荣宝日记》）。汪荣宝对西医的态度，与同样坚持冷水浴的陈颂平似乎是心有灵犀。陈颂平曾表示，“我总盼望西洋医药学的普通学理，能够家喻户晓”（陈颂平《卫生经验谈（六）》）。这种态度恰恰解释了他们坚持冷水浴的理由——反映出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被民族主义化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科学主义化倾向。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1期」

「毛必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