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我（前522—前458）是孔子早期弟子，鲁国人，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因此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名列“言语”优等。《韩非子·难言》中把他与比干、管仲、孙膑、吴起等人并列为“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

一、思维活跃的宰我

宰我在孔门中是一个“另类”人物，他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兴趣广泛，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在《论语》中，他与孔子互动比较多，孔子对他的一些言行不太认可，甚至提出严厉批评。比如孔子平时不太愿意谈论鬼神之事，可是他偏偏要向孔子请教各种“鬼神之名”的确切含义，孔子只好从人生在世说到人死归土，大费周折地为他讲解了一番（《礼记·祭义》）。又比如鲁哀公向他征询社主用木问题（祭庙中土神木制牌位），他答道：“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几句话没有问题，夏、商、周三代因地域和气候不同，社木分别选取宜于当地生长的树木，这原本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或寓意，然而宰我又自作聪明地加上一句：“使民战栗。”意思就是，周人选用栗树做社木，是取其谐音，主要目的是使民敬畏、战栗，这种说法并没有客观依据，完全是他凭空揣度出来的。孔子后来委婉地批评他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篇》）意思就是，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充分依据，就不要信口开河，妄自揣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关系到国家祭祀的大事，更要慎之又慎，恪守礼制。

宰我画像

宰我不像颜渊等弟子那样对孔子唯唯诺诺，盲目崇拜，他对于儒学思想中的“仁”“智”“孝”等核心观念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敢于公开质疑。有一次，他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刁钻问题：如果骗一个仁者说，有另外一个仁者掉到井里了，那么这个仁者是否会跳进井里去施救呢？如果他跳进井里去施救就是不“智”；如果他不跳进井里施救就是不“仁”。宰我故意把“仁”与“智”置于尖锐对立的同一情景之中，让孔子顾此失彼，难以作答。孔子后来严厉地批评他道：“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篇》）意思就是，对于正人君子，就应该以君子之道处之，才能彰显君子风度；如果以小人之道来陷害君子，即使君子被蒙骗了，并不能说明君子无知，只能说明小人卑鄙。不得不说，孔子这几句话说得非常重，已经把认知问题上升到人品问题了！

宰我对于传统的“孝”的礼俗和观念也有不同看法，并与孔子发生激烈争辩。宰我认为，传统的“三年之丧”（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不仅给居丧之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对正常的学业修行也造成极大影响，三年之中，礼不修，乐不作，道德修养日渐废弛，有德君子也会蜕变成无德小人，所以他认为居丧期限应改为一年（期）比较合理，即所谓“期可已矣”。孔子则认为，古人实行服丧三年的礼俗，是因为每个人在幼年时都至少享受了父母三年怀抱之爱，所以父母去世后，每个人内心深处也至少应怀有三年悲戚之哀，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孔子坚持维持三年之丧的传统礼俗，主要是为了发扬传统的孝道精神，因为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三年之丧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弊多利少，难以实行，毕竟人们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复杂，如果脱离社会太久，必然会影响正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宰我提出的“期可已矣”观点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新思潮，对儒家的学说思想形成巨大冲击，宰我不仅不能与这些异端邪说进行斗争，反而调转枪口，攻击儒家学派的核心理念，所以孔子等宰我离开后，对身边人忿忿地说：“予（宰我）之不仁也！”（《论语·阳货篇》）这样的评价未必恰当，但是足以说明孔子当时愤怒不平的心情！

二、能言善辩的宰我

宰我在与孔子的争辩中，善于发挥他能言善辩的特长，常常让孔子陷于被动，无法应对。不过语言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出现问题，即使言辞再华丽，也难以让人接受他的观点，甚至会让人反感，所以宰我向孔子提出君子修德是否“尚辞”（注重言辞表达）的问题时，孔子明确地告诫他说：“君子以礼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辞富说，非所听也。唯知者不失理。”（《孔丛子·嘉言》）意思就是，君子修德以崇尚礼义为主，言辞过于繁复华丽，反而不利于修德。

由于宰我能说会道，言辞优美，孔子开始对他颇为赏识，后来发现他在思想上出现问题，偏离了正道，因此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过去对人的态度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有其言必有其行；但是从宰我开始，孔子对人的态度改变为“听其言而观其行”，因为他发现像宰我这样言行不一的人越来越多。孔子的这种态度改变是具有颠覆性的！

宰我思维活跃，喜欢接受各种新生事物，所以他对儒学逐渐产生了厌倦情绪和排斥心理，后来竟然发生“昼寝”事件。孔子发现宰我大白天蒙头睡觉，当即说了两句狠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论语·公冶长篇》）“朽木”和“粪土之墙”都是材质粗劣的建筑原料，无论怎么“雕”或“杇”都是白费力气的。当然，孔子情急之下说出如此粗俗的狠话未必恰当，但是他想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在思想意识上出现问题，无论怎样实施开化教育，都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宰我虽然对儒学感到厌倦，但是他对上古历史传说很有兴趣，他曾向孔子请教上古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功德问题。孔子认为，上古帝王时间已经久远，有关他们的功德和事迹大多是一些无法考证的民间传说，故而难以言说，而且这些传说对于提高个人修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孔子后来还是向宰我详细介绍了五帝的事迹和盛德，同时要求他踏踏实实地从日常生活中的修身立德做起（《大戴礼记·五帝德》）。

宰我和子贡虽然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并列“言语”优等，但是两人在语言风格上却有较大的差异，孔子曾评价道：“吾于予（宰我），取其言之近类也；于赐（子贡），取其言之切事也。近类，则足以喻之；切事，则足以惧之。”（《孔丛子·嘉言》）所谓“近类”，就是善于运用生活中的普通事情来进行类比，通俗易懂；所谓“切事”，就是喜欢用华而不实的言辞来讲大道理，令人费解。《孔丛子·记义》中有一则宰我出使楚国见楚昭王的记载，比较生动地表现了两人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

三、实话实说的宰我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委派宰我出使楚国。宰我到达楚国后，楚昭王亲自召见了他，并准备了一辆用象牙装饰的轻便安车，请他带回去送给孔子。安车是一种轻便舒适的小车，适合年纪大、有身份的人乘坐。宰我看了一眼安车，回过头来对楚昭王说，老师不需要如此华贵的安车。楚昭王不解，问其缘故。

宰我起身说，我是根据老师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具以及他平时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做出这样的推断的。我投到孔子门下后，私下观察发现，老师孜孜以求的是先王之道，他修德尚义，崇尚节俭，言行举止无不符合礼制规范；他淡泊名利，出仕为官并不是为了获取俸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如果与当政者志向不同，政见不合，他会立即辞官而去，毫不犹豫；他生活非常简朴，家人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他的车乘没有什么雕饰，马匹也是用草料喂养的；他念兹在兹的是行道于天下，天下有道则乐见其成，天下无道则退修其身，这就是老师的人生追求；对于那些华美的事物、曼妙的音乐等奢华事物，他是过而不视、遇而不听、毫无兴趣的，所以我认为我的老师是不需要如此华贵的安车的。

楚昭王觉得有点意外，于是继续问道，既然孔子不需要华贵的安车，那么他想要什么呢？宰我说，当今天下礼制崩坏，道德沦丧，老师想要的是恢复西周盛世的礼制秩序。如果能遇到与他志同道合的贤君，他老人家哪怕徒步行走万里，也会前来与贤君共同实现政治理想，何必劳烦您不远千里馈赠安车呢？楚昭王听后感慨道，我今天才真正了解到孔子的政治抱负和高尚品德！

宰我从楚国回去后，把楚昭王召见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子，孔子问身边弟子说，你们觉得宰我对楚王说的话如何？

子贡说，宰我对老师的评价太实在了，远远没有把老师的高尚和伟大表达清楚。如果让我来说，我会说您的德行可以与天比高，您的渊博可以与海比深。子贡说话确实是这种无限夸大的风格，他曾多次夸张地把孔子比作高达数仞的宫墙、不可逾越的日月和不可阶升的上天。

孔子笑着说，言语贵实，只有说实话才能让人相信。如果让我来评判，子贡华而不实的言语不如宰我朴实无华的言语，实话实说的人才值得称道。

宰我后来离开孔门，受聘于齐，当了临淄大夫，在齐国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后来他与齐国贵族田成子争斗，因半夜偷袭田成子的计划泄露，被田成子诛杀于中庭。孔子评述宰我被诛杀之事时说：“不在利病，其在宰予。”孔子认为，宰我遭遇不幸，完全是咎由自取。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期」

「卞朝宁，江苏省文史专家，南京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