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知音传说，其核心部分是两大情节：一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二是断琴绝弦谢子期。在这两大情节的基础上，才衍生出了其他的一些历史情节。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故事不仅是传说，而且有史料证实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吕氏春秋·本味》中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重鼓琴。后世因谓知已为知音”。既然是历史就有历史的发生地，这个美丽传说的故乡究竟发生在何处，知音文化的历史发源地在哪儿呢？对此，是有争议的。但知音传说的发生地只能有一个，究竟在哪，必须以史料、史实为根据。

调关镇“高山流水遇知音”雕塑

一、“汉阳知音”之说，“先天”不足

《吕氏春秋》和《列子•汤问》等古籍中的伯牙、子期故事都缺失地理空间，直到明朝的冯梦龙通过民俗小说《警世通言》才把这一明显缺陷弥补起来，但弥补的缺陷不是依据历史事实，而是民间流传。此作为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瑕疵。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守华教授也认为没有确证表明冯梦龙的小说是直接吸取汉阳的地方传说。同时，刘教授又认为作为话本小说而言，其写作过程就是吸取当时民间说书人的故事脚本加工改编而来，而“汉阳江口”“马鞍山”“集贤村”等地名的出现源于明万历年间约1610年前后刊印的明代说书人话本《贵贱交情》。

冯梦龙是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没有到过湖北汉阳，可见摔琴谢知音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及地理背景是从《贵贱交情》这篇明代说书文本沿袭而来，从此这一著名传说才花落湖北汉阳了。

调弦亭

“汉阳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古琴台这一历史文物的存在。据历史文献记载，琴台始建于北宋，后屡毁屡建。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建古琴台。清汪中代笔撰《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此文颇为时人称道。光绪十年（1884年），黄彭年撰写了《重修汉阳琴台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杨守敬主持并亲自书丹，将《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重镌立于琴台碑廊之中，并书“古琴台”三字刻于大门门楣。知音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前476年），琴台建筑在北宋（960年—1127年）相隔了一千多年，作为历史传说、繁荣旅游业尚可，然作为历史依据难以服众。何况是“鼓琴台”“古琴台”？还是“摔琴台”，历来饱受争议，难有定论。汉阳的地名始于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秋战国时还没有这个地名。所以，冯梦龙民俗小说《警世通言》中关于“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汉阳江口一说，是为顺口一说。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作为文学故事不失为一篇脍炙人口、精彩生动的经典之作，但以此为据作为历史文化的发生地不具备历史的真实性和确切性。

二、石首调弦口知音之说，更为可信

知音传说的历史发生地“汉阳说”与“石首调弦口说”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切合实际呢？我们认为，“石首调弦口说”更为可信。

一是有证可查。据康熙年间所编《湖广通志》所引《晋书•杜预传》记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驻襄阳镇南大将军杜预为漕运而下令在此开河，因河口位于相传俞伯牙当年调弦抚琴遇知音之地，始名调弦河，此名已沿用至今达1700多年之久，足以证明知音故事是在此之前传承下来的，这比“汉阳说”早了多少年，而河口在地貌上也可称之为江口，这与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述的故事发生地江口有同工之谋，而“海盐和泰山说”则无江口之地貌：“泰山说”仅西汉刘向在《列子•汤问》中有“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的记载；“海盐说”仅有明清以来一些有关伯牙的遗迹传说，却找寻不到钟子期听琴的内容。

调弦口

清朝乾隆丙辰年编《石首县志》云：俞伯牙从楚都东下，停舟鼓琴于此，弦渐而调之，因以得名。此处为荆江之一，故又称调弦口。咸丰乙卯年（公元1855年），官府在此设巡检司，置水路关卡，故又名调关。明朝著名文人张璧（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王启茂、张权、张维、李永忠、李宗瀚及清朝文人墨客卫嘉、王承禹、汪一元等均先后以“调弦亭”为题赋诗作词，而尤以王承禹““调弦亭”一诗广为传诵，现今刻于调弦亭雕像石座上。王承禹咏道：“昔年高山流水意，此日清风朗玉亭。有客雅能传古调，不知曾得子期听。”而汉阳古琴台鲜有这样久远且广为传诵的诗句，所建古琴台也比调弦河得名晚200多年。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俞伯牙在调弦口抚琴遇知音的说法。

二是有迹可寻。至今调弦口一带仍有马鞍山、摔琴台、伯牙口和七贤村等地名，且遗迹尚存，这些均与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遇知音》一文里所记叙的地名相吻合，而董玉梅文中有关马鞍山的论述则摆了一个乌龙，文中叙述的是现石首城区的马鞍山而非仅离调弦口东南方向八公里之距的桃花山脉边缘的马鞍山，现有桃花山镇马鞍山村地名存在。“伯牙口”地名的神话传说只是诸多传说中的一种，董文也承认了“伯牙口”地名与知音故事的关联。“伯牙口”位於湘鄂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踹跳登崖，行于樵径，约莫十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一谷口被后人称之为伯牙口。

“摔琴台”耸立在半山腰。“摔琴台”一面连接山坡，其余三面是悬崖，面积如一张八仙桌大小，台上可坐四人。据此推测，俞伯牙当年悲愤至极在此摔琴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汉阳“古琴台”现仅存一个地名，俞伯牙当年寻访钟子期的山口究竟在何处却无佐证，且人们还说“古琴台”是俞伯牙当年鼓琴之地，然实则俞伯牙当年鼓琴的地方是在水上船舱内，樵夫钟子期在岸上。“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汉阳之说人为地把俞伯牙当年鼓琴之地从水上搬到了陆上。是“古（鼓）琴台”还是“摔琴台”？是“集贤村”还是“七贤村”仍然存在争议。

“集贤村”在石首知音说的考证中应为“七贤村”，其据为康熙六年（1667年）诰命奉政大夫的喻嘉才在《绣林景献记》说“荆州二百四十里，赖有中流砥柱，故名石首。《水经注》龙穴，地接梦泽一隅。七贤村，子期鸿名。”

伯牙口社区

三是有物可证。1998年10月，调关镇附近（马鞍山地区）出土了一件震惊世人的历史文物——博钟，这件稀世之物何以沦落至此，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古代司乐之官往往以“钟”为姓氏，而也有文章佐证钟子期就是一位隐居田园的乐尹，此钟作为钟氏家族的遗物现存于博物馆。客观地说，普通的平民百姓是听不懂俞伯牙的琴声的。由此推断，钟子期即使是汉阳人的身份，隐居在调弦口也是有可能的。另《湖南蓝山钟氏族谱》载，居住在湖南华容县蓝山（一作南山）一带的钟姓人，其祖为周朝钟师，而湖南的蓝山（南山）就在石首桃花山的近邻湖南华容县，仅距不到10公里。

桃花山傅钟

在石首桃花山地区隐居的名人，除了传说过钟子期，而且传说过商圣范蠡携美貌之妻西施也在此隐居。因此，石首桃花山地区适宜隐居，绝非“空穴来风”。（节选自《绣林》杂志作者：潘世雄）

四是有口皆碑。俞伯牙调弦口遇知音的传说在当地已经流传很久，迄今无论你遇到哪位调关人（公元1855年调弦口改名为调关），他们都会津津乐道地向人们讲述这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故事。调关镇八旬老人李必汉说：既然相传俞伯牙当年“自楚都东下”不久即因避风雨而泊舟山崖之下，“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不一日翻译成现代文，其中的意思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荆州距汉阳远矣，现代轮船需近二十个小时才能到达武汉，帆船只用一天的时间绝不可能抵达）。那么这个地点只有调弦口一带最为合适。况且调关在江南，而汉阳却在江北。从水流和穴口地点看，泊舟南岸比泊舟北岸更容易且更能抗风雨。同意此观点的还有当地的渔民和船工，因此“汉阳说”根基不牢。

调关矶头险工纪念碑

三、历史传说不能以讹传讹，要与历史真实相吻合

什么是传说呢？我国当代权威的民间文学专家乌丙安教授指出：传说“是与历史事件、人物相联系的或与地方事物（名胜、古迹、风俗、地方特产或常见事物）有关联的幻想性散文叙事作品”传说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传说中的一切虚构因素、幻想成分、奇异形象总是要与一定的可信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认定，知音故事的历史发生地在长江边与洞庭湖相邻的一个江口上，其历史地名应该有“琴断口”“马鞍山”“集（七）贤村”等，历史文物中应有琴台、出土文物、乡土族谱等，历史人物俞伯牙、钟子期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

知音文化是一个系统，包含了传说与史实两大部分，之间既有联系又不能互相代替，它的重头戏在于偶遇与断琴。知音者,知志也。知音是一种古典情怀，也是一种现代情缘。可以期待，知音文化在石首谋求跨越发展、率先崛起的进程中，将发挥出更加巨大的能量。让每个来到石首，来到调关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山水趣味和知音情怀。把知音文化打造得更加靓丽，更加灿烂辉煌。让知音文化为城市增色，让市民因知音文化而润泽。让高山流水的遗韵，延续出知音故里的新乐章！（文章节选自《绣林》杂志，作者：潘世雄）